制度模糊性下农村土地产权的变革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正式规则和实施特征两方面存在模糊性,正式规则的模糊性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有意性模糊和两种形式的产权公共域,实施特征的模糊性则表现在渐进式实施和选择性实施两个方面。已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产权由模糊到清晰的逻辑,主要沿着不断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和逐步增强地权稳定性两条主线逐步展开。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仍然需要坚持产权逐步清晰化路径,以土地确权为基础,以“三权分置”为原则,合理细分土地产权;以土地财产权实现为重点,进一步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切入点,逐步提高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强度。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腐败治理机制建构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农民集体权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近年来农村社区腐败不断侵蚀农民集体权益,与产权改革的目的呈现冲突。农村社区腐败治理问题需要放置于农村集体产权的改革与变迁中进行理解,特别是从基础性的产权治理入手来进行探究。当前,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因集体产权归属不清、责权不明和保护不严等,使得农村社区治理逐步陷入缺乏合理有效产权支撑的困境,突出表现为社区居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区“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社区利益分配与集体经济主体缺位之间的矛盾。下一步,伴随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积极推进,农民财产权的保护成为农村社区矛盾解决的重点,农村社区腐败治理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农民集体有效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重点从明晰产权主体、实施政经分离、完善赋权增能等三个方面着手,通过采取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督机制、规范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运行机制、创新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参与机制等,有效建构起预防和治理农村社区腐败的长效机制。     

统筹城乡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发展日益不平衡.为缩小城乡差距,国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此背景下,重庆市与成都市于2007年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评估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成效,文章采用双倍差分法,以重庆市为处理组,以浙江省为控制组,运用两个地区2004-2013年县级单位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探究.在控制了金融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城镇化率等因素条件下,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庆市的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水平,并且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劳动力移民的地位分层及认同分化

在经由“农业生产”向“非农职业”的“一次分化”之后,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力移民正发生着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地位认同的“二次分化”。利用CGSS2013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农村劳动力移民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成为获得较高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声望、权力和收入)的关键机制,而社会资本则不具有显著的经济收入回报。此外,在其主观地位认同的分化过程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移民主观地位认同的基本定位,而以“相对剥夺感”为核心的社会体验因素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客观地位认同偏移的具体方向。相对剥夺体验较强者更易出现地位认同的“向下偏移”,相对剥夺体验较弱者更易出现地位认同的“向上偏移”。     

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促进效应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对新农保制度能否促进农村家庭的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参加新农保和参保人数越多都会使得中国农村家庭的纯收入与人均收入显著增加。基于异质性考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纯收入还是人均收入,收入越低的家庭,参保对家庭收入的促进效应就越大;而且参加新农保缩小了不同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     

农村留守家庭研究综述

留守家庭是我国城镇化、现代化以及社会转型的产物,农村留守家庭对于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特征具有独特价值。基于劳动力迁移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研究国外留守家庭产生的原因,分析留守家庭现状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检视发现,中国农村留守家庭有其特殊性,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给个体、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多重影响。农村留守家庭的产生不仅源于家庭,更有复杂的制度、政策以及经济原因,要将留守家庭问题纳入到城镇化发展战略中来,创造农民举家迁移的进城市民化和就地集聚城镇化的制度环境和自由选择条件,才能解决留守家庭衍生的问题。     

贫困地区医疗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健康

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健康是合理优化农村医疗资源配置的重点。通过联立方程检验卫生可及性对农村老年人就医行为的影响,以及就医行为与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卫生可及性无论对老年人村镇医疗机构还是县市级医疗机构的选择均有显著影响,选择到村镇医疗机构就医的老年人有较好的健康自评状况,同时健康自评越高的老年人到村镇医疗机构就医的概率越高;而选择到县市级医疗机构就医的老年人健康自评相对较差。同时,健康知识无论对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还是就医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青岛农村治理的现状与趋向探析

围绕着农村治理的新问题,青岛农村以村民自治为基本的制度框架,相继探索出了一些农村治理的新模式。目前我国的农村治理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向,对于农村治理的发展而言,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自上而下的权威推动作用,推进基层自治组织的服务职能,发展壮大农村内生力量。     

新时期农村妇联工作的困境与对策--基于上海市奉贤区Z镇妇女需求的调研

选取上海市奉贤区Z镇妇女群众和妇联组织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农村地区妇联组织在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行政化色彩较强,联系群众不够;组织保障薄弱,影响作用发挥;妇联干部兼职过多,履职能力不足等。农村妇女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创业就业和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健康保健、亲子教育和扶贫帮困。为此,农村妇联组织要转变工作理念,整合各方资源,创新工作方式,提高为广大农村妇女服务的能力。     

农村家庭伦理价值与代际关系的权变——基于苏北渔村四代同堂家庭的个案调查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城市化浪潮和市场化竞争中有其自身的适应逻辑。农村四代同堂家庭虽具传统大家庭同居共食之形,但其价值伦理已经发生权变。即家庭内部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通过分财独立和空间区隔保持代际成员之间的自主性;代际之间以子代核心小家庭为重心进行资源倾斜,形成亲子关系倒置的理性化关系格局。面对城市化压力和市场化竞争,农村四代同堂家庭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代际分工中形成情利一体的伦理共同体,究其本质是以核心小家庭辐射大家庭的代际关系实践,体现了农村家庭积极理性化的权变策略。